在稍微清楚村子里的人员成分之后邓时锋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再深挖下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们每家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想要在一见面就弄清楚是绝对不现实的,不过如果邓时锋决定要利用起这批人的话……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时间去慢慢完成这些事情。

    结束关于成分上的问题,邓时锋很快的便抛出了下一个他很关心的问题——今天袭击村子的那些人是谁?!

    说起这些人,覃二和在座的其它人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相当愤怒,即便还没开始叙说这些人的来历,仇恨值便已经迅速的爆表。很快,在这些人你一句我一言的声讨,还有邓时锋脑中历史记忆的补充之下,邓时锋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特殊的环境背景。

    首先要提及的是那些袭击者的行为并不是啥私人恩怨,而是明朝时期,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明朝政府公开甚至是极力支持的武装夺田行为。

    明代广西的农民起义,往往与田土问题密切相关。《怀远县志》史载:“凡大盗,起于官差之扰、田土之争。”一句话便清晰的表述了明朝封建社会后期,广西社会环境农民起义的特点。特别是由于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田土之争”又与民族斗争相联系,具有不同于其他省份的若干特点。

    所谓“田土之争”,就是地主与农民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明代广西土地并过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封建官府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占田。明初在广西驻有重兵,用以防范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朱元璋认为:“(广西)溪峒瑶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因此,从洪武六年起,明王朝廷便开始在广西设置一系列的军事镇压机关。除了十个卫所之外还在卫所下面设置超过三十个检巡司。从此以后,一个个军事据点,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广西各地,各重要据点都派军队驻守。据载,洪武、永乐年间,广西官军至十二万”之多。如此众多的官军驻守广西,每年需要大量军炯,而明初在广西由于实行军屯制度,军晌尚可勉强得到解决。到明中叶,据《弘治实录》卷六六记载:军屯破坏,“所领屯田,典卖都尽,”军队“一有调遣,相率逃亡。”到弘治年间,广西官军只剩下一万八千,“且官多庸懦,士多老弱,军政不修,兵威不振。”

    明中叶广西同全国各地一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震动了明朝廷。规模较大者有大藤峡起义、府江府江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明统治者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为着镇压农民起义,便大量招募士兵,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这种招募来的士兵,又称为耕兵或田兵,由政府分与土地、耕牛、农具和种子,实行且耕且守。而这些耕兵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明朝统治者采用武装占田的手段从农民那里强夺来的。

    明统治者首先把起义地区的土地称为“贼田”,实行武装占领,而后分给士兵耕种,使之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掠夺农民上地的有力工具。明统治者的这种武装占田之法,就是采用所谓“以夷攻夷”的手法,把广西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正如《嘉靖实录》卷三一二中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六月明朝廷的巡按御史冯彬在总结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广西兵不满万而贼数万,每岁必召募以防贼,不若召募以剿贼,……据其巢,耕共土”;又说“盖贼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无不愿得之者,因其愿而令之,蔑不胜矣。”

    在侵占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强占少数民族耕作的田地,对一些底层汉族人口的土地也没放过,因此加剧了广西民间的矛盾,明统治者在广西流官地区实行的武装占田,应该说是造成明代广西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发生的根本原因。

    明王朝的统治着都已经公开赞许这种武装占田的方法来统治广西,有了高层的授意和撑腰,那么下面的人在武装夺田上更是有恃无恐干得极为卖力。而在执行过程中,官府是牵头者,执行上,则是由各地方的地主、大户人家以及土官为主要执行者,这些人由于身份特殊,和官府利益勾结较为深入,在执行中往往可以获得到利益的大头,因此在武装夺田的过程中均能找到他们的身影,而这其中,土官更是极力冲在前面的先锋队。

    土官是从宋朝形成的,而明代于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土司,由该族上层分子担任,按等级分宣慰使、宣抚使、按抚使等武职及土知府、土知县等文职,由子孙世袭。统治王朝承认土官在当地的实际统治权,并承认其具有私兵的权利,但国家一旦需要平叛、对外征战时土官必须要为统治王朝效力。这种羁縻制度自从宋朝形成并且完善后,明朝将羁縻制度发挥的更加充分,不仅在统治广西土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让广西土官和手下的私兵也逐渐走出原有的大山深处,东进进入到整个广西甚至出到外省更大更广阔的中国舞台上。在广西内,土官屡屡出现在镇压各种民变的场合中;在外省,也有瓦氏夫人带着狼兵北上抗击倭寇这样的故事发生,狼兵一词也从此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

    虽说狼兵的战斗力到底是高是低还有很多争论,对倭寇作战是屡败屡战还是大获全胜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关于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说暂且不提,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土官在明朝时代的东进走出原居地,的确是对广西整个社会环境和人口构成变迁起到了真正的促进作用,它的出现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刺激了各民族人口的相互接触和融合,也逐渐让原本人口汉、壮、瑶、苗、侗构成泾渭分明各自发展的广西东南西北四个地方,真正开始了后世广西人口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深入括展的大时代。到清末之时,整个广西已经基本全盘接受汉族文化主体和认同了大统一思想。

    拿最为具有代表文化书院、科考做例子,虽说广西秦朝时便已纳入中国版图,可到了宋代时,广西依旧极为贫苦,当中原一带处于欣欣向荣的封建社会时,桂西大部份的壮、瑶地区仍长朝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形态。相比中原,有记载:“广西地带蛮夷,山川旷远,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当浙郡一县。”经济如此,教育可想而知。在桂西不仅无进士,而且县学也不存在。广西有史可查30个州100多个县仅有11所官学。据统计,宋代广西中式文科进士共有279名(含特奏名7人),北宋83名,南宋196名,此数与宋代全国进士总数约41597名相比,占全国总数的0.67%!看看,连百分之一都没达到,可见之前广西的闭塞和落后。而经过明代人口、文化大交流大融合后,进入到清代,广西即便由于战乱影响了开科,不过也达到文科中士举人计5075人,中士进士共585人,进士人数占全国26845人的2.18%,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其中状元4名,排在全国状元省人数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之后,居第五位,可见明朝时期文化统一中起到的作用。而最后要提及几个人物就是清末在广西百色西林县那劳乡出的一门三总督,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毓宝、两广总督岑春煊,这三个人都是出自岑氏一家,岑氏家族在此之前可就是桂西本地的土官,让一个土官世家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并且在家族中开设南阳书院形成系统的汉学文化教育,由此可见明代对广西整个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有多重要。

    说完土官东进走出的背景和未来的作用回到现在的当下,土官东进最初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土官们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天地只是天下一小隅之后,对土地和财富的渴望让他们带着自己的手下走出了大山开始更多的和外界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从就近原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相同性,土官对广西本省土地的侵吞自然成为了首选,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官们总是出现在历次武装夺田充当先锋的角色。

    而这一次发生在村子里的这场战斗,其实就是一次典型的武装夺田。村子里的人在明政府里没有户籍,也没有编役,不仅绝对符合“贼田”的标准,而且在经过多年的开垦和培肥之后,这些田地已经逐渐的成为熟田产量日渐丰富,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觊觎和垂涎,夺田之战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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